后现代哲学宣称解构了一切，却想要构建和回归一种主体性，这就是说他们建构了一种主体性的神话。他们把这种主体性当做了“我”本身，认为有一种主体之外的什么东西压制、异化了主体。可是，这种他们构想的所有人类共有的极富创造力和反抗意识的能够主动思考、反思和不断实践的能力（即主体性）不来源于任何的经验，感性的实践活动，却先于人的活动和社会而存在。
这实际上是一种先验的，属于抽象人的“主体性”即康德式的先验主体。他们重复了费尔巴哈所做的事，即把这种抽象的，无法解释来源的主体性实际当做了人的“类本质”。
于是他们所有的分析起点都可以追溯自主体与其他的什么东西的二元关系中。他们无法解释这种主体性来源于哪，所以这些其他的东西哪怕是从现实中寻找答案却也只能找到一些同样先验的、抽象的前提——结构，符号秩序、话语体系或欲望，并赋予它们以一个响当当的名号，大他者。
他们真的解构成功了吗？不，完全没有，反而为了制造这种成功的假象而建构了一种主体性神话的宏大叙事，甚至包括他们把欲望和实践当做主体性生成这件事也一样。
他们赋予实践以崇高的地位，是因为在他们那里，实践是可以超越这种预设的结构或欲望的存在。可是，在他们那里——他们不敢承认的是——连实践本身也成了他们所说的结构或欲望的产物。
人，其主体性也好，能动性也好甚至改造世界的革命性和人本身都来源于结构或者符号甚至符号结构这种超验的事物。
不知不觉，这种结构、这种符号秩序甚至欲望本身就已经成为了事实意义上的绝对精神——它们自存自在，先于并决定人的一切活动，并通过人来实现自身的再生产。为了避免这点，他们还退一步，说是意识形态是最大的无意识，并召唤了主体——多么可笑的矛盾啊，如果真的“无意识”，那么到底是谁在召唤呢？
这是不可避免的，对先验前提的否定如果不走向现实的具体的社会存在和历史，那么其结果要么就是诉诸于其他先验或超验前提，要么就是走向绝对精神
因此异化这个词本身就有问题，你要讨论异化，就必须找到被异化前的本真，可是一旦这种本真不来源于经验或感性的实践活动即无法解释其产生，这样的话，不可避免地就预设了一个先验的前提，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
所以，他们把实践看做是本质，看做是一切产生的起点，这一点走得看似比我们还彻底，却走向了唯心主义）一种实践的唯心主义。他们把一切都看做是实践，可到头来他们的实践除了改造自己的生活方给自己一种心理安慰以外再没能改造任何事物，他们诉诸于欲望，可是这却变成了一种“我”感受、“我”欲望、“我”被结构或符号秩序或欲望所规训，为了反抗，“我实践”，“我”改造“我”的生活方式，“我”在欲望生产和这种实践中生产“我”——一种彻头彻尾的唯我论！
后现代哲学最大的悲哀就在于此。他们既没有真正解构什么，也没有真正反抗什么——有的只是一个在他们自己的思维世界里不断自我生产、自我安慰的“我”。
人的主体性（如果真的有这么个主体性）只能在社会的交往中，在物质生产实践中历史地生成。人不是先作为任然后才被社会关系所影响和制约，而是作为社会存在才进行他的一切活动。人的创造力，思维和反思能力包括反抗精神，只有在这种镣铐自身的矛盾中才能够实现。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从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